1970年3月，一份明确的指示从最高层传达：毛主席提出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。他本人也无意再担任此职务。然而，这项决策很快便遭遇了挑战。
仅仅几个月后，这一看似关于国家体制的调整，演变成了一场关乎权力核心的隐秘斗争。林彪将这次会议视为他攫取更大权力的绝佳时机。
他的夫人叶群曾不无担忧地直言：“如果不设国家主席，林彪怎么办？往哪里摆？”这番话语，不仅流露出个人野心，更暗示了其背后深藏的政治图谋。
接下来的篇章，将抽丝剥茧，揭示林彪集团如何精心策划，通过操弄会议议程、鼓吹个人崇拜等手段，试图颠覆既有权力格局。同时，也将展现毛主席如何以过人的洞察力，识破并挫败这场阴谋。
最终，这场围绕国家主席存废的争论，如何演变为牵动中国命运的重大危机，并对后续的思想路线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庐山开幕，他先声夺人
1970年8月23日，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正式拉开帷幕。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，周总理依例宣布了包括修改宪法、国民经济计划及战备问题在内的三项议程。
然而，会议进程很快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。林彪，这位地位显赫的副主席，在未事先知会毛主席的情况下，竟抢先发言。
他的开场白，直接切入了对“天才”的颂扬，坚称毛主席是“天才”，并强调这是他一贯的看法。紧接着，林彪力主新宪法必须设立国家主席。
他声称，毛主席作为“伟大领袖、国家元首、最高统帅”的地位，是新宪法的重要“特点”，甚至暗示党内有人要否定毛主席的领袖地位。
林彪的这次讲话，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“用心良苦”。他坚持设国家主席，意图明确：为自己担任此职铺路。其未获同意便率先发言，更是一种精心策划的“突然袭击”。
他似乎笃定，毛主席已在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，且年届77岁，不可能再回此位。因此，只要有这个职位，便轮到自己。
庐山会议现场，林彪不顾一切地打乱了原定议程。而他的讲话甫一结束，吴法宪便迅速响应，提议第二天全会播放林彪讲话录音，并分组讨论。
叶群发令，爪牙尽出
第二天的分组讨论中，林彪集团的协同行动浮出水面。根据叶群的事先部署，林彪的亲信们统一了口径。
陈伯达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人在各自的小组讨论会上，都卖力地鼓吹“天才论”，并坚持要求由毛主席来担任国家主席。
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尤具煽动性。他声称，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，甚至还有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后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这些言论明显是为了配合林彪的行动而仓促拼凑出的。据吴法宪透露，叶群对林彪那份“晦涩”的开幕词进行了“深入解读”。
在散会回程路上，叶群召集陈伯达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人，表示林彪的发言含蓄地针对了陆定一等人，并要求他们在各自小组发言，否则林彪的讲话将缺乏依据。
这一“动员令”下达后，陈伯达等人的反击立即展开，使得庐山会议的气氛陡然紧张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
许世友起初并未完全理解这些人的真正用意。但随着事态发展，他很快察觉到了不寻常之处，并变得高度警觉。
当陈伯达的讲话被整理成简报下发后，许世友便不再公开发言。他并非有先见之明，而是他一贯秉持原则，尤其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，没有中央指示和毛主席的明确表态，他绝不会乱表态或抢风头。
摸摸我的手，主席心凉
面对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异常情况，毛主席果断采取了措施。1970年8月25日，他紧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各组召集人接通知参会。
许世友早早抵达会场，向毛主席敬礼并握手。毛主席紧紧握着他的手，迟迟不愿松开，语气真诚地说道：“你摸摸我的手，发凉，脚也发凉。”
他接着说道：“我年纪大了，只能当导演，不能当演员。红娘就让总理当，我只能当个老夫人。不要再让我当国家主席了，让我多活上几年，好不好？”
这番话语，流露出毛主席对年事已高的疲惫，也隐含着对林彪集团借机生事的深层警惕。许世友听后，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意识到，坚持要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，是违背他本人意愿的。
他立刻表明坚决拥护：“主席，不要讲了。我通了，我回去做其他人的工作。”毛主席随即点评陈伯达是“坏人”，但强调“会上不要揪人”。
他接着引述“三国时，孙权劝曹操当皇帝，曹操说，孙权是想把我放在炉子上烤”的典故，以此提醒许世友，孙权不安好心，如今也有人不安好心。
随后，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毛主席对“天才论”以及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进行了严厉批评。他明确下达三项指示：停止播放林彪讲话录音、停止称颂“天才”、收回陈伯达的简报。
毛主席严肃表态：“你们继续这样，我就下山，让你们闹。设国家主席的问题，不要再提了，谁坚持设国家主席，谁就去当，反正我不当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看着林彪，劝道：“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，谁坚持设，谁去当。”
次日，也就是8月26日，许世友便立即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和指示精神。8月31日，吴法宪等人就“天才论”和设国家主席等事提交了书面检查，会议也转入批判陈伯达错误的阶段。
支持过陈伯达意见的人也先后进行了自我批评。然而，对于始作俑者林彪，毛主席当时仍选择保护，对他抱有期待。
到了10月14日和15日，毛主席先后在吴法宪和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批示，批评吴法宪“上当受骗”，批评叶群“欺骗同志”。
南方巡视，暗流涌动
庐山会议风波后，林彪并未就此收敛，反而拒绝检讨，不思悔改。1971年，为遏制林彪等人的势力，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。林彪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利用手中掌握的军权，开始密谋进一步的行动。
毛主席似乎察觉到了外界隐隐约约的不同寻常。1971年8月14日，他乘专列离开北京，踏上南方巡视之路。
汪东兴率领中央警卫团干部约100人寸步不离地随行护卫。沿途，毛主席频繁会见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，并对林彪等人进行了点名批评，但他多次强调这次讲话不能外传。
专列抵达长沙后，毛主席对汪东兴说：“通知许世友来见我。”8月31日，许世友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。秘书李文卿接起电话，对面是汪东兴秘书的通知：“有架飞机去南京接许司令到南昌。”
当时许世友没有外出，李文卿随即向他作了报告。许世友心中似乎早已有数，并未多问，只简单吩咐：“只要你一个人跟我去。”
随即，许世友和李文卿两人便登上了飞往南昌的专机。一抵达南昌，汪东兴、韩先楚等人便接上他们，直接送往毛主席的住处。
据汪东兴回忆，当时在南昌，毛主席收到了关于林彪等人一些反常行为的密报，对此十分关注。因此，毛主席直接召见了许世友等人，并交代他们作出一些政治和军事准备。
见到许世友后，毛主席直言：“庐山会议还没完，还没有解决。回北京后，还要找他们谈谈。他们不找我，我去找他们。对这些人要怎么办？还是教育，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。”
随后，毛主席还提到了他与许世友之间的“感情问题”。他批评道：“你就知道挖煤，光搞黑的，不搞红的，不抓路线。……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，我的话也听也不听了。”
这其中，毛主席提及的“不听话”，主要指的是许世友为解决江苏缺煤问题而组织挖煤大会战，导致这一时期抓政治抓得少了。此外，许世友与时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南萍关系没有处理好，也未能听从毛主席的指示。
毛主席与许世友的这次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。按照惯例，记录稿需由参会领导亲自抄写保管，并仅在指定的小范围内传播。
但许世友对汪东兴表示：“你还不知道我嘛，字虽然认识不好，但写字是不行，要不你给我抄一份，要不就让我的秘书抄。”汪东兴思考片刻后，便让李文卿抄录了一份。
抄好后，许世友反复叮嘱李文卿：“一定要保管好，绝对保密，泄露出去是要杀头的。”这足以体现此次谈话内容的极端重要性和敏感性。
枕戈待旦，铁路巡逻
1971年9月1日，许世友返回南京，当天便向军区和省里的主要领导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。随后，他立即下达命令，要求从此刻起，上海到南京的铁路沿线，特别是涵洞，都必须派驻部队加强巡逻和戒备，严防有人破坏。
许世友原本计划视察苏北地区，但此时也临时改变了行程，转而去了扬州地区，并安排李文卿留下来值班，负责坐镇南京。
林彪下手，主席险途
林彪等人千方百计打探毛主席行踪和谈话内容，终于在1971年9月6日收到了密报。得知消息后，他们感到自己的图谋已经暴露，便立即决定对毛主席下手。
当时，毛主席仍在杭州，而杭州地区的警备大权，恰好掌握在林彪手下的亲信手中，这使得毛主席身处险境。
鉴于情况危急，1971年9月10日，毛主席当机立断，决定立即离开杭州前往上海。他的专列直接停靠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的专用线上，以此规避了来自杭州的直接威胁。
饭局拖延，秘密移师
1971年9月11日凌晨2时许，在南京值班的李文卿接到来自上海的紧急电话：“有客人要见许司令，请他上午赶到，来得越快越好。”李文卿心知肚明，这“客人”指的就是毛主席。
他不敢耽搁，立即通知总机联系许世友，并安排一架空军值班飞机送许世友去上海。上午9时15分，许世友赶回南京，一进门就问李文卿：“飞机呢？到了没有？”
“没有飞机来接，这次乘空军的值班飞机。”李文卿回答。许世友不满地对李文卿交代：“接汪东兴。”电话接通后，许世友对汪东兴说：“要派飞机来接我。”汪东兴则表示：“飞机不在。”
无奈之下，许世友只好乘坐空军的值班飞机飞往上海。临行前，他特意叮嘱李文卿：“要带好小型电话保密机，还有我的猎枪。”
许世友之所以坚持让汪东兴派飞机来接，并非摆架子，而是不愿耽误值班飞机的战备任务。直到他质问李文卿：“毛主席的谈话你也看过了，怎么还乘值班飞机呢？”李文卿这才明白了他的用意。
抵达上海后，毛主席在火车上与许世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。谈话结束后，毛主席、许世友和王洪文共同走下专列。
随后，许世友等人赶往锦江饭店吃饭。然而，大家入座后，饭菜却迟迟没有做好。王洪文可能觉得失了面子，当众批评了一顿秘书。
后来，坊间有传言称，饭菜迟迟未好，是许世友和汪东兴二人共同定下的计策，其目的正是为了拖住林彪的人，掩护毛主席的专列能够顺利离开上海。
许世友吃完饭后，便匆匆赶回南京。登机前，他与前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别。当他与王维国握手时，他故意提高了嗓门，掷地有声地说道：“不要搞阴谋诡计。”
事实证明，搞阴谋诡计是行不通的。送走许世友后，毛主席便交代汪东兴，在不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，迅速离开上海。
1971年9月12日下午4时5分，毛主席的专列顺利抵达北京站。随着毛主席平安回到北京，林彪等人的阴谋也宣告彻底破产。
拨乱反正，邓公力挽
林彪事件的发生，虽然为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震荡，但也促使毛主席进行了一次更加深刻的自我反思。此后，许多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冲击的老同志，也因此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，得以复出。
此时，敏锐的邓小平凭借其长期的政治斗争经验，已经预感到林彪出了大事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邓小平便从广播中确定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。
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，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也再次迎来了复出的机遇。邓小平复出后，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，开始着手抓起了肃清林彪余毒影响的问题。
1975年，邓小平指出，在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，首先要明确一点：必须全面地学习、宣传和实行，绝不能听到风就是雨，断章取义。
到了1977年，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，邓小平再次强调：“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，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。”
他更是直接指出：“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，说‘老三篇’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。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，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，既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。”
随着时代的演进，人们逐渐从曾经的“左”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。他们也充分认识到，林彪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、神化，其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。
笔者以为
庐山会议上围绕国家主席职位的争论，其核心远非简单的制度设置问题。它实则是林彪集团企图篡夺国家最高权力、颠覆现有领导体制的一场预演。
这场斗争的最终挫败，不仅有力维护了党中央的团结统一，也为之后拨乱反正，重新正确理解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关键基础。
林彪事件的深刻教训在于，它警示后人，政治野心家如何能够利用个人崇拜、歪曲理论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因此，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，确保思想路线的纯洁性与正确性，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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